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于2024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在哥伦比亚城市卡利举行。来自全球各缔约方谈判代表团、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者、原住民与当地社区、工商业与民间社会组织的近1.5万名利益相关方代表参加大会，是目前为止参会人数最多的一届。本次大会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达成以来的首次缔约方大会，对推动《昆蒙框架》目标的全面落实至关重要。

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主旨发言。黄部长致辞时强调，本次大会的主题“与自然和平相处”（Peace with Nature）和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将继续不遗余力地实现《昆蒙框架》既定目标。因疫情原因，中国担任COP15主席国近六年，这期间中国在推动本国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采取了诸多切实行动，所做工作获得国际赞赏。会上，黄部长把主席一职正式移交给哥伦比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苏珊娜·穆罕默德 (Susana Muhamad)。

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图片来源：生态环境部

本次大会旨在审查《昆蒙框架》目标的落实进展，并围绕资源调动和资金机制、制订和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情况、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监测和审查机制、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多种价值等二十余个议题进行谈判。

资金问题仍是本次大会谈判的焦点。《昆蒙框架》明确了资源调动的目标和承诺（涉及长期目标D、行动目标18和19），规定到2030年，全球每年至少从各种来源筹集2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于COP15成果，本次大会在此议题方面主要围绕如何有效筹集资金以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展开磋商。

在资源调动战略的讨论中，多数缔约方代表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方面，强调了私人融资和混合融资在弥补资金缺口上的重要性。主席案文中的“识别、消除、淘汰并改革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资金流动”部分突出了《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5的重要性，强调“鼓励和支持国际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和灵活的方式，例如通过依据与自然相关的披露框架和报告标准，定期监测、评估和透明地披露其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同时，部分缔约方代表强调了明确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投融资活动边界的重要性，提出应酌情制订和应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投融资分类目录，从而帮助投资者降低识别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项目的成本，加速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向好领域。此外，部分缔约方代表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强调应将生物多样性酌情纳入公共预算、国家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私营部门的主流，使资金流动与《昆蒙框架》目标一致。

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诉求,双方在资金机制和落实等方面存在分歧。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唯一的资金机制，其托管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虽然在COP16期间收到了总额为1.63亿美元的额外捐款^[1]，但与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5年每年至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承诺相去甚远。一方面，考虑到目前GEF资金使用的申请流程和汇报要求等过于繁琐、耗时，以非洲联盟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于GEF的资金机制，以获得更多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则认为建立新的资金机制需更长时间，而在GBFF下探索更多元的融资方式和进一步改革才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虽然公约下的资金机制谈判进展缓慢，但中国在COP15期间率先出资15亿元^[2]人民币设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简称昆明基金）在本次大会取得了重要进展。昆明基金由生态环境部委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边信托基金办公室代为管理，其运行周期为2024年5月23日至2034年5月22日。作为现有生物多样性基金的补充，昆明基金将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昆蒙框架》过程中的人力、技术、财政以及合作能力，将生物多样性有效地纳入政策、法规、规划和战略，以及商业和消费价值链的主流，推动区域、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实施《昆蒙框架》。黄部长在昆明基金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昆明基金支持的9个首批项目，覆盖中东欧、亚太、非洲、拉美等区域的15个国家^[3]，涉及NBSAP的落实和监测、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社区参与、能力建设等议题。昆明基金第二批项目现已开放申请，申请提交截止于2025年2月10日。本批项目总预算为5000万美元，单个国家执行项目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项目要求联合国机构与发展中国家执行机构进行联合申请。黄部长表示，昆明基金将与其他资金机制协同增效，推动更多资金投入，持续为发展中国家落实《昆蒙框架》注入动力^[4]。

10月24日黄润秋出席昆明基金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图片来源：北京绿金院

如何发挥私营部门作用以调动更多资金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多种价值，也在大会期间被热烈讨论。《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9提出应通过增加国际资金、优化国内资源调动、利用私人资金、促进混合融资等各种途径，为生物多样性筹集资金，其中强调了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物多样性信用、绿色债券等工具来增加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资金支持。

有关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主题边会讨论也吸引了参会代表的广泛关注。生物多样性信用作为一种融资机制，通过创建和出售生物多样性单位，为能够带来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的项目提供资金。目前，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开发面临着生物多样性效益的不确定性、量化难等挑战。对生物多样性信用持有顾虑的人士认为生物多样性信用给生物多样性提供的各类服务贴上了价格标签，损害其内在多元价值。同时，生物多样性信用可能造成错误的激励，如企业可轻松购买信用以逃避环境责任^[5]。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仍有支持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弥补自然融资缺口方面潜力巨大，是鼓励私营部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手段。因此，构建符合区域需求且遵循高质量原则和框架的市场机制，并借鉴碳市场的经验教训，是规避或改善这些问题的关键。

大会期间，生物多样性信用国际咨询小组（IAPB）正式发布《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高诚信框架》，《框架》展示了包括哥伦比亚、法国、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津巴布韦等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在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方面的实践和创新方法。《框架》亦包含IAPB与生物多样性信用联盟、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发布的21项生物多样性信用重要原则（High‑Level Principles，HLPs），这些原则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信用的项目目标、类型以及发行规范等，保证项目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完善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广泛、公平及有效地应用生物多样性信用开展融资^[6]。

《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5强调了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监测、评估和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方面的责任和应采取的行动。与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披露的讨论也在大会期间加速推进。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是2021年成立的一项由市场主导的全球性倡议，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套风险管理与披露框架，以回应与日俱增的与自然相关风险和机遇。目前，采纳TNFD框架建议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大会期间，TNFD发布了《自然转型规划指南》草案[7]，该草案列出了支持自然向好转型的目标、指标、行动、问责机制和预期资源，以响应和促进《昆蒙框架》目标的实现。现有多个与自然相关信息披露的标准、指标体系以及倡议在应用层面的趋同、协调和整合也是讨论内容之一，如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已启动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项目研究，了解投资者评估此类风险和机遇时对企业的信息需求等。

除与资金相关的问题外，谈判也磋商了以下重要议题：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方面，COP15第15/6号^[8]决定要求各缔约方在COP16前制订和更新NBSAPs，使之符合《昆蒙框架》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但截至目前，只有35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修订的NBSAPs^[9], 提交率不足20%。相比之下，有近九成的缔约方提交了更新的气候行动计划。虽然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后果均是全球性的，但由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不足，缺乏资源调动和相关能力建设，多数国家在制定与《昆蒙框架》目标相一致的NBSAPs时面临巨大挑战。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展的重要反馈机制，目的在于追踪和评估《昆蒙框架》的实施进展，为各国及时调整生物多样性行动方向和力度提供依据。因此，在制订和更新NBSAPs的同时，各缔约方还要对《昆蒙框架》的实施进展进行监测。COP15第15/5号^[10]决定提出建立《昆蒙框架》监测框架，为每项行动目标制定相应的监测指标，旨在帮助各缔约方清晰地跟踪并报告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谈判中，各缔约方在如何衡量单个目标的实现进展上意见不一，对监测框架的规范也存在分歧。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强调，监测框架需要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资金方案，同时应具有灵活性和自愿性，以更好地适应各国能力和资源差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认为只有在完善监测框架和审查机制的基础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才能够得以量化、资金才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否则将降低其出资意愿，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资金的调动和落实。大会还重申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即行动目标14，对落实《昆蒙框架》目标的重要性，强调应在政府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推动其进程以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挑战。谈判中，各缔约方围绕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政策，以及在部门内和各部门间主流化展开了讨论，涉及生物多样性金融、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全民参与机制，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社区发展等方面。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COP15第一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11]，呼吁《生物多样性公约》要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的联动与协调行动。谈判中，各缔约方就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关系和二者的协同增效方法进行了深入磋商。大会指出，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大会强调应将增加投资、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纳入决定草案。最后，各缔约方代表一致同意在使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方法的自愿准则》[12]时，将生物多样性和社会保障措施纳入缓解和适应措施中。

COP16主谈判之外，围绕为自然向好融资的讨论亦非常热烈。多个国家角与主题角就“金融部门参与落实《昆蒙框架》”“与自然相关的信息披露”“生物多样性信用”“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识别与管理”“生物多样性效益衡量与量化”等主题举办边会。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出席了六场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主题边会及活动并进行发言，涉及自然相关信息披露与可持续价值链、推动《昆蒙框架》目标实现的中国实践，以及COP15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进展与未来等重要议题。此外，作为“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PBF）的成员机构，北京绿金院也积极参与由PBF秘书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牵头的《PBF 2024旗舰报告》[13]的研究撰写工作。该报告在COP16边会上正式发布。

AIIB、WRI和PBF举办 “Invest in Nature: Progress and Future of Biodiversity Finance” 边会

图片来源：北京绿金院

WWF举办“可持续价值链助力《昆蒙框架》实施”边会

图片来源：北京绿金院

中国环科院举办“全政府全社会方法推动《昆蒙框架》目标实现的中国实践”边会

图片来源：中国环科院

在大会“金融和生物多样性日”（Finance and Biodiversity Day）的主论坛，白院长与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UNPFII）、北欧金融集团（Storebrand AM）、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以及巴西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别专家就金融部门如何回应并落实《昆蒙框架》展开讨论。白院长表示，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可持续金融体系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帮助金融机构综合评估其金融资产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并及时管理，还能采取监管与货币政策等激励手段提升项目财务性，提高金融机构的投资意愿。她还指出，目前中国的央行以及金融机构在此领域已开展相关研究和落地实践，包括研究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推出与生物多样性或生态保护绩效挂钩的金融创新产品等。此外，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GEP核算、EOD模式的制度创新也为中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开展风险管理和创新融资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CBD秘书处主办“金融和生物多样性日”主场讨论

图片来源：北京绿金院

北京绿金院牵头的绿金委“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研究组”，将过往两年的前沿研究与创新实践汇编成摘要并翻译成英文，在大会期间与各国专家代表分享，这得到了相关国际机构、智库、社会组织等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也拓展了研究组与其他国家在生物多样性金融、自然向好投融资议题的交流与合作机会。

“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融资”成果介绍在COP16会场

图片来源：北京绿金院

除了大会主会场蓝区（Blue Zone），大会还在卡利市中心特别设置了面向公众开放的绿区（Green Zone），为自然爱好者、生物多样性守护者们以及原住民与当地社区提供了表达、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人民的缔约方大会 | COP16绿区现场

图片来源：北京绿金院

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1月2日早晨8点，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最后一日通宵达旦的艰难磋商后，大会正式落下帷幕。尽管，在包括资源调动与资金机制等议题上仍有不少未决事项，但十三天的谈判最终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惠益共享的多边机制并设立“卡利基金”；设立一个《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和其他条款常设附属机构，以确保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在《公约》下的充分参与；一系列关于海洋特定区域的技术性描述等^[14]。当今，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单边与保护主义蔓延，人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正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对全球各国的政策决策者持续参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落实《昆蒙框架》亦是如此，需要各缔约方放下偏见、相互尊重、秉持公平与包容的原则，也要更具责任与担当，才能为人类世代收获来之不易的成果。期待两年后，在《昆蒙框架》实施进展第一次全球审查的COP17^[15]上，各缔约方能够展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切实行动与成效，为地球母亲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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